錢理群教授曾說：“我們的一些大學，包括北京大學，正在培養(yǎng)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義者’，他們高智商，世俗，老道，善于表演，懂得配合，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?！比粽撟鲗W問，我們確實是一代不如一代，畢竟現(xiàn)在很少能從學生的身上看到以往父母輩身上樸實無華的精神。

在北京大學，有這樣一位老師的傳言，他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；他窮盡一生，不為虛名，只為培養(yǎng)代代桃李；他用自己的一筆一劃，書寫出刻骨銘心的教育理念。張筑生，這樣一位低調老師，他的名字或許會慢慢消失在數(shù)學界中，但是他教授的數(shù)學知識卻使千千萬萬學生受益終身。

1959年，張筑生考入了川大。隨后他便有了“書呆子”這樣一個稱呼，原因不外乎他除了書籍別的一概不碰。他曾刻苦學習外語差點撞在電線桿上，從未給自己過一個周末，而且來四川三年，居然連杜甫草堂都沒有去玩過。這樣一個埋頭苦讀的青年，不僅成績優(yōu)異，而且其造詣甚至令他的老師佩服。

畢業(yè)后，他順其自然留校教書。工作一段時間后，他因自身原因決定離開川大去讀研。1978年，他來到了北大。當時，他入校的成績是全系第一，因為只有他看出最后一題題目出了問題，并點出。由于那道題，別的學生都沒有扣分，只有他加了10分。因為這件事情，他的導師對他另眼相看，給予高度評價，甚至認為他根本就不需要來讀研，因為以張筑生的能力甚至可以帶研究生了。這樣的數(shù)學水平，全是他一點一滴積累出來的，如果沒有他十幾年的磨煉，又怎會積累這樣廣厚的知識。

1981年，張筑生讀完了碩士，他之前的母校想將人才留住，于是邀請他回校。他本身也正有此意，因為他的妻子劉玲玲就在四川大學工作，他并不想和妻子兩地分居。但是80年代正是人才稀缺的時候，碩士更是稀少，北大當然不可能放人。北大為了留住他，以“博士”之名挽留，張筑生為了鉆研知識，只好又留在這里。

三年后，張筑生博士畢業(yè)。在他博士畢業(yè)的時候還有個插曲。本身在1982年他已經可以畢業(yè)了，但是當時他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博士，北大的校長實在有些不放心，他這一猶豫，這件事就被耽誤了，第一博士的名號也被別人搶了去。待到第二年的時候，張筑生再次答辯時，校長給他找了100多名專家來檢測他的專業(yè)水平。在這樣嚴謹、認真的學術氛圍下，張筑生順利在北大博士畢業(yè)。

博士畢業(yè)后，他還是決定留在北大。很多人都勸他多發(fā)點文章，這樣對他評職稱有幫助。正在這時，北大給了他一個艱巨的任務：編寫教材《數(shù)學分析新講》。這是非常吃力不討好的事情，畢竟編教材又不能算在評獎評優(yōu)的功勛里，若是做得好了沒什么功績，做的不好了還要遭受罵名。但是張筑生是什么人？他心中除了數(shù)學根本就沒有別的東西，他是說“專業(yè)如宗教信仰”的人啊，這樣癡迷于知識的人，又怎會在意職稱、獎金？

1991年9月，正當《數(shù)學分析新講》問世時，沉重的打擊向張筑生襲來，他居然得了鼻咽癌。癌癥這樣的絕癥于別人而言可能時天塌地陷，但是他卻毫不在乎。他唯一在乎的是，自己以后還能不能研究數(shù)學了。他說自己的病時，神情正常，好似鼻咽癌沒有發(fā)生在他的身上。后來他去做放療手術的時候，也是一聲不吭，醫(yī)生給他加到了最大劑量的放射量，他臉上絲毫沒有害怕、痛苦這樣的情感——因為他的情感，早就全部奉獻給熱愛的數(shù)學事業(yè)了。

隨后，他邊放療邊工作，期間還帶了北大的奧數(shù)班。直到2002年，這位數(shù)學界低調的巨人終于支撐不住，唾液腺損傷、結腸炎、肝癌，這些病癥全都折磨著這位老師，他只有四十多歲，但是身體已經被折磨成一個蹣跚而行的老人。在一次監(jiān)考中，他終究堅持不住，倒在了講臺上，幾個學生含淚將他送到醫(yī)院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已經時日不多了。

在他去世的時候，他身上沒有半點可以稱道的榮譽，獎金、論文——這些東西他從來沒有碰過；五年輔導奧賽班，學生們拿了一屆又一屆的世界冠軍和金牌，他連金牌都得不到一個；編寫的教材只能默默地為學生服務，卻無法作為驕傲的談資。但是他此生卻豐功累累，他的功績都鐫刻在看不見的地方：在學生們的心理，在教材上，在明亮的黑板間。

因此，當我們懷念諸如張筑生這樣的前輩時，可能也應反思這個時代，“精致的利己主義者”不該成為社會的主流，“樸素的唯物主義者”才是應該追求的價值理念。穩(wěn)扎穩(wěn)打、奮發(fā)圖強，這些比金錢、地位更加重要。